【绚丽甘肃】甘州书院:地方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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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绚丽甘肃】甘州书院:地方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甘泉书院旧址门口石碑

【绚丽甘肃】甘州书院:地方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重建的南华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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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建的甘泉书院讲舍内景

【绚丽甘肃】甘州书院:地方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重建的甘泉书院(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张掖市古城区南门内街东,有一处散发着浓郁人文气息的“甘泉书院”遗迹,自明洪武二十八年开设陕西行都司学,正德十二年易名甘泉书院,至清光绪三十年改为甘州府中学堂。在5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甘泉书院的琅琅读书声响彻明清两代,为传承张掖地区文化,培养地方人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报特约撰稿人 林茂森

  丝路要冲:历代志士荟萃文化兴盛

  古甘州(因有甘泉而得州名)即今张掖市,地处河西走廊中段,发源于祁连山的全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流经全境,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公元前111年设郡县,西汉时以“张国臂掖(张中国之掖〔腋〕,断匈奴右臂),以通西域”而得张掖郡名。历史上,月氏、匈奴、柔然、党项、吐蕃、蒙古等民族曾在张掖角逐争锋,匈奴、党项、蒙古等民族还在这里建立过管辖机构。

  丝绸之路从东向西,分别有南、中、北三条道路,都经过张掖,然后抵新疆向西方延伸去。汉张骞出使西域、唐玄奘西出取经、马可·波罗东游旅居、左宗棠新疆建功,无数商团使节、军旅僧众,经此处驻足打尖,消解路途疲惫,或贸易采购,或补充给养。从而使张掖成为古代中原通往西亚、东欧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要冲,也成为古代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活动中心之一,历代中原王朝无不在这里筑城堡、建要塞、设烽燧。丝绸之路开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融合的先河,而雄踞于丝绸古道上的张掖,为丝绸之路畅通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掖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不仅有5000年前的民乐东西灰山、山丹四坝滩等遗址的农耕、游牧文化根基,还有民族文化、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丝路文化、长城文化、军旅文化、佛教文化等积淀融合。历代仁人志士荟萃,励精图治经略张掖,传播中原文化的文明成果。早在西汉时,博望侯张骞几次出使西域,在河西走廊遍访民情风俗,山川物产。骠骑将军霍去病“河西之战”大捷,驻牧河西的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众降汉。张骞即建议汉武帝设张掖等四郡,移民屯田开发河西。西汉末年,群雄割据,中原战乱频频,而窦融经略张掖,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文化繁荣。《后汉书》记载,“窦融据河西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那时,曾有多位流亡的饱学之士前来张掖躲避战乱,他们在留居期间,为中原文化在张掖的传播,倾注了辛勤的汗水。

  《中国通史简编》称:“十六国(公元304年—公元439年)以来,河西是当时北中国保存汉族传统文化最多,又是接受西方文化最早的地区。”东晋时期(公元317年—公元420年),著名高僧法显西行,去印度求取经卷途经张掖,受到沮渠蒙逊的热情接待,法显在张掖宣讲佛经多日,以扩大佛教文化在张掖的影响。沮渠蒙逊在张掖建立北凉国,重视经济,大兴儒学,对安定社会、缓和民族矛盾、促进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扩大同西域各国的文化交流,当地音乐、歌舞与龟兹乐相结合,形成了《秦汉伎》。张掖成为当时中国北方的文化中心之一。北魏时期,被称为《西凉乐》的《秦汉伎》传入中原,成为北朝宫廷的国乐。

  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年),张掖因境内之甘泉闻名遐迩而更名甘州。至隋唐时期,张掖民间贸易与官方贸易繁盛,“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交市”也称“互市”,隋炀帝派西域校尉裴矩掌管具体事宜。裴矩著《西域图记》三卷献炀帝,并极力劝说炀帝西巡。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三月,炀帝西巡,亲率大军击败吐谷浑,经大斗拔谷(今民乐扁都口)至张掖,用六天时间视察裴矩掌管的“互市”,接见并下诏对“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的四科举人”予以嘉奖。唐代张掖经济文化繁荣,有多位诗人驻足甘州,留下了不朽的诗篇。而且在长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富有当地特色的音乐、舞蹈,大量融入了西域的音乐、舞蹈元素,形成了一大批如《甘州破》《甘州子》《八声甘州》《甘州曲》《胡腾舞》等独具特色的甘州音乐(含词牌等)、舞蹈。唐末,回鹘、吐蕃占据甘州,经济萧条文化衰退,但以河西“宝卷”“曲艺”为主要形式的民间说唱文学,仍在张掖普遍流行。

  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党项族与甘州回鹘争夺甘州的战争连绵不断,公元102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击败甘州回鹘,占领甘州。李元昊重视商品贸易,兴修水利,发展农牧业,推广教育,甘州文化得以传承发展。元朝于公元1279年置甘肃行省,以张掖为省会。甘州成为河西走廊驿道的中枢和茶叶外贸转口城市,商品交易频繁。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前往上都途中,曾旅居甘州一年多,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了当时张掖的富庶、城市的规模、宗教寺庙的宏伟,以及文化教育的兴盛程度。

  明朝时期,张掖为陕西行都司治所,甘肃巡抚都察院驻张掖。明王朝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施行了较完备的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张掖建设了一大批书院、学堂,从而使张掖文化教育得到长足发展,甘州进士、举人人才辈出。清朝时张掖为甘肃镇治所,甘肃提督统军驻地。这一时期张掖崇尚文化教育,书院、社学遍布城乡;戏班众多,剧目繁多,张掖戏剧空前繁荣。

  崇文重教:明清两代张掖书院众多

  “不望祁连山顶雪,错把张掖认江南”。张掖水资源充沛、绿洲面积大、商贸繁荣、气候宜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素有“金张掖”的美誉。这里民风敦厚淳朴,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之风。明清时期崇文重教,甘州城不仅有“半城芦苇、半城塔影”,而且有“半城书院、半城寺庙”,兴教求学之风,长盛不衰。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自隋朝兴起,唐、宋日臻完善,到清末终止。科举考试的道路是古代莘莘学子向往之路,兴学重教培养人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于是,大批以书院为代表的官学私塾,在全国各地应运而生。书院的开办始于唐代,初创时期多由官办,主要以修书、校书和藏书为主,后发展义学和私家书院,聚徒讲学蔚然兴起,山长(书院院长)、教谕(书院教师)数量众多。据《甘州府志·学校》载:“学校为风化之本,英贤所出自也。甘郡自汉晋以来,既富方谷,如窦融上书,蒙逊下令,彬雅堪诵,文教早已蔚兴。唐贞观中,敕天下郡国皆建学。”《重刊甘镇志·学校》亦载:“陕西行都司学,旧在城东北隅,元季为乱兵所燹。明洪武二十八年开设东南隅。正统中,都御史马盎重建。天顺中,总兵宣城伯卫颖于仁寿驿南开田五顷,岁入佃粮百石余,以供祀事。”《新修张掖县志》载:“封疆大吏,暨府、厅、州、县之长,乃各举乡先生卓有文行,可以仪法群士者,为之殷礼盛聘,以延为书院之师,名曰山长。”

  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巡按御史赵春,将甘州“陕西行都司学”易名书院,因临甘泉,故名“甘泉书院”,并置“诚意、正心、崇德、广业”四斋,以督课士子修身治学。后经历任都御史几番改扩建,增修官廨、敬亭、讲堂、号舍。嘉靖时期,学士曹鼐为马盎撰《建学记》云:“甘州在古雍州之域,逖临西陲。秦汉唐宋之世,或处属国,或置列郡,或立官以主蛮夷,学校之设未之闻也。明洪武初,既建陕西行都司,总兵卫颖以岁之乙亥,乃建学庙,安明灵、育俊秀,以崇文德。适边郡务殷,规制狭隘,虽所司屡加修葺,率仍其旧,且岁久寖敝。适副都御史马公盎,奉命参赞戎机,来莅其地。市材鸠工,撤旧以新。乃不远数千里,寓书请记其成,并发教学之义,以励夫学者……”甘肃巡抚陈棐曾撰《陕西行都司儒学尊经阁贮书记》云:“城内东南隅,儒学建焉。学之东南北隅,嵬然端爽者,尊经阁也……予檄文分巡王宪副继洛,动本台纸赎银若干两,遣人赍赴陕省,购买诸书,及摹印各府书板,凡各家诗文撰集、天文医占、法律之书亦略具,共若干帙,令造大橱柜四盛之……”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王诰以巡抚都御史之职就任张掖,十分重视教育,筹资修缮甘泉书院。明王朝中晚期至清顺治年间,甘泉书院延续百余年。后书院及所藏书册再次毁于战火。

  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提督孙思克、副使柴望等再修尊经阁。甘山道董廷恩、同知李世仁建大成坊、修棂星门、凿泮池,甘泉书院再度兴起。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知府冯祖悦再建书院于甘泉庙边。乾隆二十四年至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59年—公元1766年),知县王廷赞两次拓建甘泉书院,当地民众纷纷捐资,将书院改建在甘州城南门东侧甘泉附近。先建房舍五十余间,又置七十六间,建有大门、讲堂、二堂十一间,厢房三十四间,游廊九间;另有瓦房和牌坊,泮池和木桥,及三台阁、五云楼、灌书园、爽心亭;延设锄经堂、集贤堂、玩书楼、双苇亭;院内植草地花卉,杨柳四百余株,并购置学田60顷,每年收生息银1500两,以资办学之用。王廷赞撰《重建甘泉书院碑记》云:“度地于城南门内左偏,当甘泉涌出处,驾泮桥,填坑洼,筑基址,鸠工庀材,建堂庑五十余楹,又为置田六十顷有奇,留生息银一千五百两,城内外芦苇湖地四百一十余亩,取其租息,为诸生膏火费。”

  明清时期,张掖历任巡抚、知州、知县及社会贤达崇尚教育,劝学尊师办学,外来避乱的饱学之士也在此传道授业,因此书院、义学兴盛。张掖先后设有甘泉书院、天山书院、南华书院、觻得书院、河西讲舍、山丹仙堤书院、东乐仰止书院、民乐金山书院、临泽蓼泉书院、高台建康书院等十多所书院,城乡普设义学、社学、私塾。在众多书院、社学中,以甘泉书院创办最早、规模最大、名气最广。清同治时期,甘州书院义学的经费,一度被官府挪作军费,致使甘州“官墙如故,弦诵已寂”。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冬,龙锡庆署理甘州知府,“复兴文治,兴贤育才”,筹集经费,清查书院旧置田产,新置书院学产,一并作为办学经费。为了使书院义学“以垂久远,有章可循”,龙锡庆在甘州府学教授、张掖县学训导及甘州士人的协助下,于次年冬将《甘州书院义学章程》独立刊刻成书。在《甘州书院义学章程》中,《甘州书院记》简述了恢复甘泉书院、创建南华书院、清查书院田产、制订书院义学章程的经过;《书院课程五则》明确规定书院的教学原则和教学内容;《督课七则》阐明山长的督导原则、教学进度和学生管理条规;《甘州书院章程十二则》对斋长掌管书院财务,管理书院图书、财产、勤杂人员,作出明确规定;《义学条规》对义学聘请教师的标准、批准机关、招生办法、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习进度、学生管理等列出条规;《甘、南两书院银钱粮石入款》载明甘泉书院、南华书院每年进项收入;《甘、南两书院银钱粮石出款》规定每年支付山长、监院、斋长、院夫、庖丁的薪俸数额,支付生童膏火银的等次及数额,支付书院所管义学教师的薪俸数额,试卷、纸张、柴炭等支出数额等。《甘州书院义学章程》构筑了一套完善的教育体系,从中可以看出清代甘州尊师重教的全貌。书院教育制度遵循“躬行宜重”“经义宜讲”“史事宜稽”“时务宜通”“功课宜严”五则;教学经费多靠官补、学田生息、民众捐助;教学课程多以科举考试官方要求为准;教学方式相对自主,沿袭南宋“讲舍”模式,不仅师生共同参加学术讨论,还在士子陶冶品格方面,吸引地方士绅参与交流,增进师生和社会人士之间的情感。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甘肃提督周达武考察河西时,为提高张掖士子水平,致力兴办教育。他带头将自己800多册藏书捐赠给甘泉书院,供诸士子研读;接着捐俸在城东门外修建了文峰塔,整修了城东北角的魁星楼,将城东南长沙门城楼改称“文峰楼”。至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甘州知府刘振镛将甘泉书院改为甘州府中学堂。至此,张掖历史上兴盛于明清两代的书院制度结束。

  人才辈出:学子为国效力诗赋留名

  甘泉书院是张掖最早的“高等学府”,生源一般为秀才或儒学优秀童生,因此成为甘州、凉州、肃州、西宁、敦煌五州府书院优秀士子修业之所。书院隐于闹市,祥和宁静,讲堂亭阁相得益彰,花木畔池相互映衬,环境清幽,景色宜人,实是读书人学习的好地方。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60年)夏日,甘肃巡抚陈棐巡察河西兵防至张掖,聚当地文人雅士于甘泉书院,登楼欢聚,吟诗唱和,周边树木葱郁,百花争艳,楼下甘泉淙淙,书声琅琅,陈棐神怡心悦,欣然为书院题“有本如是”匾额,并写下:“乌府新城有美堂,朱明启候送青阳。邀宾开阁书声近,移席穿林花气香。”的优美诗句,真切地记述了甘泉书院士子励志笃学的景象。

  清代是甘泉书院的兴盛时期。清人高缙赋诗《题甘泉书院》,以亭堂楼阁园湖状物纪胜。《集贤堂》咏:“楚楚冠裳济济才,斗山峻起仰鸿裁,皋比坐拥谈经处,网取英雄入彀来。”《三台阁》咏:“耸起凌霄画阁开,玉云咫尺皆层台。三升早兆三鳣瑞,会见文星接上台。”《爽心亭》咏:“小亭爽气透玲珑,远豁襟怀八面通。纤翳无从乘隙入,洒然心地玉壶清。”《玩书楼》咏:“结栏登楼共玩书,五车二酉尽搜储。个中咀嚼多滋味,采藻纷披触绪余。”《锄经堂》咏:“礼耕义耨几经年,笔可为锄纸可田。稂莠尽除培谷种,葘畲亩畔意绵绵。”《灌书园》咏:“闲从六艺漱群芳,活水源头泽最长。万卷浸淫波万斛,簇新花样绽奇香。”《甘泉楼》咏:“城上高楼城下泉,虹辉倒影入灵渊。潺湲一脉翻三级,浪里鱼龙尽跃川。”《双苇湖》咏:“苍苍白露结秋霜,绿苇池塘夹两行。葭里伊人堪想像,溯洄宛在水中央。”

  明清两代,由于历任官吏热心教育,倡导文人学士著书立说,有力地推动了张掖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前后历时500多年的甘泉书院,不仅是张掖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培养地方人才的摇篮。甘泉书院是张掖历史上最早以“书院”命名的官办学堂,办学宗旨在于培育地方人才,教师多聘请“经明行修”的名儒。书院山长中较著名的有秦国英、杨鸾。秦国英是张掖人,曾任陕西商州学正,饱学多才,以诗文著称。杨鸾是陕西潼关人,历任四川、湖南省的知县,著有《邈云楼诗文集》行于世,其生平事迹见《清史列传》。

  在古代的科举考试中,甘州学子考中2名榜眼(殿试一甲第二名),1名探花(殿试一甲第三名),34名文、武进士(殿试考中者),224名文、武举人(乡试考中者),26名拔贡生(可直接参加朝考的生员)。甘州学子在等级森严的科举考试中,取得如此优秀成绩,甘泉书院功不可没。《甘镇志·科贡》记载,明代甘州进士陈瑗于明英宗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中举,明宪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考取进士,历任户部主事、江南左布政使等。他为官清正,著有《危庐集》(已佚),死于任所。甘州学子陈祥于明宪宗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考取进士,曾任翰林学士。清代甘州进士、举人辈出。武进士韩良辅历任重庆总兵、广西提督、两广总督,“官声有佳”。甘州举人李荫桂才华横溢,被授予奉直大夫。李荫桂为官清廉,注重名节。告老还乡后,在张掖各书院任教,曾作《张掖竹枝诗》咏:“东界武威西酒泉,唐时张掖汉居延。当年设郡非无意,只恐匈奴犯北边。”阐明了张掖的战略地位和汉设张掖郡的重要意义。

  据《甘州府志·乡贤》记载,明清甘州学子无论在朝为官,还是在省、州、县任职,皆能恪尽职守,尽职尽责,造福一方,“官德有声”。不仅在朝野上下享有很好声誉,而且对张掖文化教育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