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现代小说神话:一种新文本的诗意创造――兼评《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

  权雅宁

  2006年,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了甘肃作家冯玉雷73万字的长篇小说《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这是一部奇异的文本,准确严肃的历史书写、跌宕起伏的小说故事、先知先觉的哲人话语,诗与史的交织、文字的奇特感觉、奇特的意象、怪异的人物等,一切都挑战着我们的文学批评。它是小说吗?用传统小说的种种特征来衡量这部作品会觉得“理屈词穷”,可它不是小说又是什么?细密的故事、诗意的叙述、让人难忘的人物,都证明它就是小说。其实,问题的关键是,神话、历史和文学、诗意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关系呈现在文本中,“形式上”的现代派和“内容上”的反现代性“内室操戈”。特殊的文本需要特别的命名,笔者以为,以“现代小说神话”命之可恰当地呈现出这部作品的创造性所在。

  “现代小说神话”是人类学小说的一种典型形态,是渗透了人类学思想的文学创作,小说有一定的地域文化和本土知识,和神话、“原始”、“少数”、“边缘”、“他者”紧密关联。这种人类学思想渗透下的文学创作表达的是“作家对‘边缘’和‘少数’文化在文化一体化大趋势下,走向解体,走向衰落的愁思忧怀。”[1]

  文学与神话结缘很早,二者之间从思维方式、题材内容到意义追求,有诸多联系。《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的“现代小说神话”是将历史置于神话语境中,以小说文体发掘神话的诗意品质,高扬神话的神圣追求,赋予文学以批判、超越现实的当代文学功能。

  首先,现代小说神话以展示历史、批判现实和揭示现代性危机作为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选择了一个非常具有“边界”特色的文化区域——“六千大地”。“六千大地”指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河西走廊,古代西域及中亚,这是一个大文化带。习惯上,中国把这些地区统称为西部。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叶正是“六千大地”最热闹的时期,西方的经济需求在不断炮轰中国的东大门,企图瓜分中国的物质财富;中国的西大门则因敦煌艺术的举世罕见吸引了西方的文化需求。正是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位置,敦煌,六千大地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文化地位,也成为上演、洗礼各色人性的舞台。当时涌入中国西部的外国探险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以对西方现代性危机的体认敏锐地发现了中国西部文化的魅力,想出种种办法掠夺走凝结着中国西部人民智慧、生活、族群记忆的文化留存,给中国留下了耻辱和缺憾,又给人类文化保留了最珍贵的无价之宝。这是一段复杂的文化战争。如何驾驭这一段历史?如何展现中华民族文明之源的魅力?如何最生动最丰富最真实的展开围绕敦煌展开的历史画卷?显然,传统经典的历史记载太简单、太粗线条、太缺少个人在历史中的呼吸、心曲、努力的痕迹了。神话成为最恰当的选择。而且,神话的神圣性恰好又能够承担建设当代人信仰的精神功能。《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对神话思维的倚重,对西部神话的重述改写,从这个意义上进入才可以很好地理解。

  在“蛮荒”的西部寻找神话的遗迹,寻找丝路文明,寻找中华文明的源头。对《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而言,这不是民俗学的搜集整理西部神话,而是可贵的“重述神话”,在西部神话中寻找中华文明之根,在神话中寻找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范例,重建对于神圣的信仰,对于自然的敬畏,重建人类的信仰。对比《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与古籍中的神话,很显然,《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中的神话不是为了复原古典神话本身,而只是借用古典神话很少的一点材料,重新编织新的、内涵更丰富的神话。

  如古籍《玄中记》所记茄丰只说他是黄帝之罪臣,被“刑而放之”到“去玉门开二万五千里”的西部蛮荒地带,并未说怎么“刑”,也未提到他制造陶器与西部部落结盟等。但在《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的相关神话中,作家巧妙地将关于茄丰神话的解读重心从“黄帝之罪臣”转移到对人物的哲学化塑造,哲学化了的人物茄丰就具有了解构现代性的见识和能力。试看这段文字:“是吗?那话儿正想说呢。太好了,那就说吧。无拘无束地说吧。让荒草滩也说吧,昼与夜的交替也想说。还是结束所有语言,听听那话儿咋说。他有很多话憋在血液里,他需要暴风骤雨式的激烈抒情,他想变成两扇孤独磨盘重合的中轴。”所有的事物似乎都想说话,都想表达自己。我们的时代恰恰是说得太多、太滥,说得方式太单调――当文字、书写权力下降到普通人中间后,所有的人都在使用语言,最可怕的是,所有的人也只会使用语言去说(或写字)了。语言霸权逐渐确立,语言神话不可一世。人类本来有听觉、视觉、嗅觉、触觉、味觉等丰富的感觉系统,但是当人类文明的成果全都被系于文字和说之后,人类的其他感觉就退化了:人类已经没有了能发出几十种声音的喉嗓,内蒙古音乐中的“呼曼”仅仅是同时发出两种声音(调),就已经令许多专门学音乐的人才望而生畏;不再懂得体验和享受每一种身体接触的感觉及其传递的信息。而在茄丰的表达方式中,语言只是其中的一种,“他有很多话憋在血液里”,身体就是他表达的方式。身体也是他思维的方式。茄丰没有领受过孔子的教诲,可他却做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初民的神话思维及其对自然的敬畏似乎必然地带来了某种和谐。

  第二,现代小说神话以人类学的广阔视野整合人类不同的文化观念,高扬人的精神信仰,将人类的心灵需要而非物的需要置于最高位置,为处于“边界”文化冲突中的历史、人物确立了与众不同的价值立场。正如原型批评大师维克里指出,诗人和小说家们在自觉吸取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已经把自己的文学创作变成了某种“宗教意识的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的事实层面写的是敦煌周围上演的文化战争,哲学层面是思考人的灵与物(肉)的问题,审美意蕴层面则气象万千,难以尽述,作家的人文关怀深切而多彩。围绕作品的人物之一梵歌展开了不同价值观的交锋。来自英国的作家梵歌本为发财而来,由于“在这里,一切变得简单真实,心灵能得到片刻宁静,这是欧洲越来越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所缺少的。我忍受不了机器带给人的沉重压抑……”且那个似乎是楼兰又叫香音的草原歌女“眼睛里跳动的美丽光焰太迷人了,特别是她第一次见面就裸露灵魂”,所以梵歌决定为了“爱情、灵魂和自由”而“像古代印度苦行僧那样在莫高窟生活”。他跪倒在香音脚下说:“我要皈依你的爱情,……自由之神!”“您是六千大地盛开的莲花”。他为了爱情去背流沙,像西西弗斯搬石头一样,看不出沙山的任何变化。梵歌最后死在了找到灵魂栖息地的幸福之中。可是梵歌的做法难以被人理解,鲍尔的劝阻充满了所谓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歧视:“事实证明,黄种人只配受白种人统治……”,“这……意味着,大英帝国的强大精神被这个野蛮落后的民族征服了……”。这里有文化的冲突,“文明”与“野蛮”的对峙交锋,但却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因而具有了博大的人类性。

  《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以人类学的博大视野确立了在文化冲突、“文明”与“野蛮”等交锋之间清醒反思的人文学者的价值理性,对所谓的文化、文明、人类社会游戏规则等进行了尖刻而又诗意的嘲讽与反思,对美、爱情、性、生命、生殖、信仰等这些人类的基本需要则进行了神话的诗意叙述,发掘其滋养心灵的东西。如曹安康故事中的公羊和小母羊美尾的对话,无情嘲讽着人类文化的某种虚伪:“公羊说:不。我听见孔子在给学生讲课,内容好像关涉人性、爱情及道德。美尾说:可笑不?他怎么把这些非常简单的常识拿上神圣讲坛?人类进化如此缓慢?那么,多年来实际上是羊群在放牧人类?”再如胡杨对楼兰的爱情:“胡杨感应这强大的生命气息,从沉睡中苏醒。……激动地把自己变成一座豪华庄院,莺歌燕舞,接纳美人。”美成为至高的宇宙法则。

  第三,现代小说神话具有神话的诗性智慧和诗意品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如海德格尔言,是一个“上帝缺席”、“诸神隐退”的时代,对物的高度追捧加剧了人类精神领域中的情感因素如直觉、妙悟、禅悟、玄览的灵性等的被排斥、压抑和弱化,而这些非理性、超理性的神话思维因素,对人类来说是更为重要和根本的。由于神话的原始宗教气质和泛生态特点,用神话表达对当下时代的警醒和忧虑成为不错的方式。不论是现代西方兴起的诸如新时代运动(New Age)、简单生活运动,还是2005年全球化的“重述神话”活动,都是以对“灵性”、“和谐”等神话中存在的原始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旨归。神话的诗意品质、意义是从19世纪到今天一直被不断发现的品质,到了20世纪,所谓的世界各地“原始人”的神话第一次获得了可以同希腊罗马神话相提并论的地位。坎贝尔“我们赖以生存的神话”的命题,比浪漫主义神话观又进了一步。可以说,从超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当代文学艺术都充分显现了对神话“诗性智慧”、诗意追求意义的再发现,对文学的诗意审美功能起到了激发和重塑作用。

  以《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而言,其诗性智慧和诗意品质至少体现在对画境的融合、对诗境的追求、艺术手法的自由创新等方面。看小说的目录:戴黑帽子的女人、骚动舞、在揉搓中呻吟、惊蛰及爱火、象牙佛、头顶光圈、沐浴、酒神的女祭司、乌鸦与麦田、我和我的村子、羊皮鼓、男人从胡杨树上摘苹果、睡莲啊睡莲、裸卧的父亲等等,其中,花瓶中的向日葵、呐喊、最后一次晚餐等甚至直接以世界名画命名。仅仅是目录就让人意趣盎然,充满了画面感,又产生出某种莫可名状的神秘感、神圣感。中国六千大地上的故事和西方的名画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以人物性格或完整故事为诉求的小说理论,这样的小说便不伦不类,但当《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以现代小说神话融通这一切时,问题一下子简单化了:神话是虚幻的,现代派绘画也强调艺术“不是现实,而是精神”,注重对世界主观感受的表现,特别强调内部视野,极力主张表现内在体验和心灵激情,大量通过主观幻觉、梦境和错觉来表现自我。塞尚曾赞叹马奈:“仅仅是一只眼睛—-但那是多么有力的眼睛啊!”可见现代小说神话追求的是一种艺术的真实,本质的真实。所以在神话的诗性智慧和所有艺术共同追求的诗意上,《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将不同文体、不同语言风格、俗语与圣诗、西方意识形态与中国西部土著人意识形态等融和了起来,形成作品的整体和谐风格。

  第四,现代小说神话的主要目的在于以对神圣的回归拯救人生,因而追求一种似轻实重的审美效果。享誉世界的罗马尼亚宗教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解释过人们对神圣的迷恋原因:“在‘时间的开始’发生了这样的事:神圣的和半神圣的生命活跃在世界上。因此对起源的魂牵梦绕也就相当于一种对宗教依依不舍的怀旧情结。人类渴望着恢复诸神生机盎然的存在状态,也渴望生活在一个像刚从造物主手中诞生出来的世界上:崭新、纯净和强壮。正是这种对起源时完美性的依恋,才从根本上解释了人们为什么要对那个完美状态的定期回归。”[2](p47)依此我们似乎可以推演:越是缺少“起源时完美性”,就应该越追求神圣。事实也部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越是“落后”的地方,宗教的影响力越大。

  《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中的西部大地事实上充满了饥饿、贫穷、艰辛,但恰恰在这块土地上,保留着可贵的纯朴和神圣。作品借人物之口说:“罗布泊博大,荒凉,真实,自由,是人类的精神家园。这里,一切都宗教化——包括你们的生存状态,那本身就是虔诚。如果没有强大的信念支撑,仅靠如此简单的生活资源不可能在罗布荒原上守望两千多年。我觉得灵魂离罗布泊很近,在心里把她叫中亚地中海,经常梦见……所以,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就像外出几十年的人来到家乡,一点也不陌生。”“荒凉”的是生存环境,“自由”的是精神、灵魂,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切都宗教化”了。《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里,有纯粹的爱情,有纯粹的信仰,有单纯而高贵的人,有充满灵性的糜子和莲花,有神奇而不可求的灵光塔、圣树、神湖、佛光,还有美丽神秘高贵的楼兰姑娘。这一切都营造出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神圣的、缥缈的世界,让我们联想到卡尔维诺作品对“轻”的追求:“世界正在变成石头,”卡尔维诺说,我们不必将石头般沉重的世界搬进我们的作品,让世界就如它本身般存在着即可。所以,作家不需要比力气搬石头,而是比“轻”。

  《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的“轻”是与现实表面的远离,与神圣实质的靠拢,是对现实之重独出心裁地举重若轻,它用神话将现实之重折射到博尔赫斯看重的“镜子”里,避免从正面观察表象世界。谁能说这种“轻”中就没有沉重世界的眼泪和悲伤呢?相反,正是因为处于我们正前方的现实,是庞然大物,是重,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它对于一般人,构成了强大的吸引力,以至于使他们无法转移视线再看到其它什么。人们在这个重的磁铁一样的吸力下匍匐在大地的表面忙忙碌碌,无暇、也无力仰望星空。我们为重而思索,而苦恼,而悲伤,而忧心忡忡,而追逐。现实之重不可量,才需要用这样一种“轻”更有效地表达出现实世界的本质和诗意栖居的信念与可能。联系中国当下的那些以国家、以民族大业为重而将目光聚焦于普通人都会关注的重大事物、重大事件、重大问题上的作家,我们发现,就是在重与轻的分界线上他们与卡尔维诺这样的作家分道扬镳、各奔东西了。

  由于“轻”,传统历史以碎片的形式呈现在作品中,这也是现代小说神话的“重”不同于一般历史文学作品的“重”之处。其实,历史就是事件的碎片链接而成的,在神话的包蕴下,“历史”是可以“碎片”化的,在某种意义上,“碎片”正乃葆有“历史真实”的有效途径之一。而勾连这些“碎片”的,则是横贯其中的生态文化和精神诉求。传统历史的真实碎片消解了历史理性一板一眼的拘谨,而变得生动、飞扬、诗意。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写道:“当上帝慢慢离开那个领导宇宙及其价值秩序,分离善恶并赋予万物以意义的地位时,唐•吉诃德走出自己的家,他再也认不出世界。世界没有了最高法官,突然出现在一片可怕的模糊之中;唯一的上帝的真理解体为数百个被人们共同分享的相对真理。就这样,诞生了现代的世界,还有小说,以及和它一起的形象与范式。……塞万提斯使我们把世界理解为模糊不清,要面临的不是一个绝对真理,而是一对相对的互相对立的真理(这些真理被并入人们称为角色的假想的自我中),因而唯一拥有的把握便是智慧的无把握,这同样需要一种伟大的力量。”[3](p4)他提到的“一种伟大的力量”不就是“上帝”吗?回想当年尼采的惊呼:“上帝死了!”他认为只有靠艺术来拯救人生:“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这种变得完美的需要就是――艺术。”[4](p174)《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开创的现代小说神话就是试图拯救现代人的艺术。

  参考文献:

  [1]权雅宁.本土人类学小说对批评的挑战[J],民族大学学报,2006,(6).

  [2]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M].王建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3]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4]尼采.疯狂的意义[M].周国平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Modern fiction myth: A new version of the poetic creation

  Quan Ya-ning

  (The Dept.of Chinese Lang.&Lit.,Baoji University of Art and Sciences,Baiji,Shaanxi 721007)

  Abstract:"Dunhuang 6000 or beyond Earth," created a new version of its name as "modern fiction myth" can construct an effective framework for interpretation, the contemporary "repeat myth" of the literary world trend of the local sample. Modern fiction myth of history placed in the Context of myth, fiction style to explore the myth of poetic quality, given literature to transcend reality and save the life of contemporary features.

  Key words: myth, history; poetry ;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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