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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夏耘

  马旭明

  从耕种铲耙,到收割碾打,长坂坡的农事一开始就一直裹着母亲。父亲每日里要去学校教书,所有的家务自然就落在了母亲的肩上,常常是左胳膊挽着揽柴的篮,右手里提着喂猪的桶;喂饱鸡,饮足了牲口,看门狗就把舌头舔了又舔,母亲这才记起还有这只灵性的“耳朵”未曾进食,只要瞅见母亲,它就把尾巴摇个不停……

  等到把家里养的收拾妥当,别人已经三三两两地上地了,情急之下的母亲,午饭常常饥一顿饱一顿、生一顿熟一顿地凑合着。为了不落于人后,性格倔强的母亲不但自己学会了犁地,也捎带我像个劳力一样扶犁扬鞭,那会儿自己至多和犁把一样高。母亲跪在地里剜一会,铲一阵;倒了的扶起来,稠了的掐了去;一垄一垄伺候着,一苗一苗端详着。当一株株站起来的庄稼贴着母亲的额头划过,那一刻那一地庄稼就是一群绕膝的儿女。

  开学时,常常别的孩子背着书包迈进校门时,我还在地里犁地,父亲趁着去乡镇给学校取书的空当,顺路就替我报了名。为此,心里多多少少对自作主张的父亲有些埋怨。于是,我犁过的地里地埂子会比平常多些,能犁一亩半的犁两亩,只是可怜了不会说话的两个牲口,汗水顺着腿裆流。时至今日,我对牲口依然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可能也源于此吧。

  夏田的收割开始了,最先收的是豌扁豆,然后是麦子,开学的时候才是胡麻。孩子们一上学,糜谷地里的麻雀可劲地撒起了欢,犯愁的大人们便扎起草人,给它们穿上衣服,立满地的四角,我后来一直想,那时候的麻雀可能比现在的都饿。

  当遍地金浪时,雷声不时地从山背后逼催,搅扰得苦乏的庄农人无法安生。眼看到口的粮食,谁也不愿意让它被拿捏不准的冰雹敲个精光。于是,大片的庄稼,未黄时拔几坨,全黄时拔几坨,黄过时拔几坨;阳山里拔完拔阴山,沟底里拔完拔山顶;自己拔些,邻居帮着拔些;早上趁着露水拔些,晚上披着月色拔些。

  三伏天是犁地的最佳时期,为了不错过这段黄金期,父亲时常乘着月色扶起犁把,在山梁沟峁上犁到太阳冒花的时候,才急匆匆往学校赶。当麦豆垛一捆捆收拾停当的时候,就得轰轰烈烈地拉麦运豆了,这可是老家一年里只有一回的一台大戏,粮食上不了场,对母亲来说始终是一块心病。

  老家的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居多,不仅窄,而且陡。能用上架子车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都靠驴驮、人担,这样架驮自然就成了技术活。用绳子分别捆两大捆麦子,然后打成活结,等披鞍子的牲口靠近,两个人肩扛手掂,送到鞍子上,重力的力量让两大捆麦子自然垂落,再端正一下方向,就是一副好驮。力量大一点的老家人,一个人一口气也能把驮摔到牲口背上,巨大的重力作用常常让牲口打几个趔趄。为了赶时间,后来的老家人有了明确的分工,架驮的,赶驮的,摞场的。至今我走路比别人快,可能也与六月里急急忙忙的赶驮有莫大的关系。

  若是几家搭伙,前前后后的牲口扬开四蹄,翻山越岭,跟驮人吆喝着一字排开,不挤、不抢地穿梭在老家的山梁,如果今天,时代发展的镜头还能对准它的话,必然是一部生动感人的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