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家庭状元占比最高”,不是唯一结论

  昨日(7月26日),一份2017高考状元调查:《公务员家庭占比最高,硕士父母渐增》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这份由机构媒体主导的调查收回了40份有效问卷,涵盖了27个省份的文理科状元,获得了数十个数据。其中,父母职业和学历被作为隐性的阶层描述,出现在了标题上。

  可想而知,对“公二代”的集中讨论随后出现在跟帖和评论里,虽然父母职业只是调查中的众多要素之一。在和大众情绪的互动中,传播已经成为标签选择的过程,“公务员家庭占比最高”一方面能填喂给大众一个简单结论,一方面又能浇一下“阶层论”和“出身论”的社会块垒。

  注意一下,调查呈现的信息远比传播标签丰富复杂的多。“公务员家庭占比最高”,“35%的状元父亲为公务员”,既没有呈现出连续性——2015年、2016年两年的问卷显示教师家庭占比最高;也没有呈现出压倒性优势——问卷中还有很多占比将近一半甚至百分之八十因素。

  比如,包括农村出身的状元在内,有超过80%状元选择了与父母“像朋友一样”或“关系很好”,65%的受访状元们选择了父母对自己学习“时常关心但不干涉”,80%的状元在高三仍然有科学睡眠时间,72.5%的高考状元认为“心态稳定”是取得好成绩的最大原因,70%的状元称在高考前一晚可以“按计划轻松入睡”。这些涉及家庭交流、亲子关系、人格养成的软性要素,其所获得的高度一致性要远高于父母职业和阶层。

  当然,如果以上述这些作为传播标签,那么新闻的关注率可能要小得多,说不定还会被认为有鸡汤嫌疑。或者,即便这样传播,大众仍会认为,无论健康亲子关系还是成熟人格养成,仍可全部归因为父母阶层。就像在缺乏个体平等意识和社会契约理念教化的社会里,用“规则”进行评论能获得一种不容辩驳的压倒感,在社会阶层固化和流动性弱化的普遍焦虑中,“出身论”也获得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

  “出身论”叙事来自于阶层固化的现实,但其所内含的隐性话语却需要小心。如同论者对现实题材电视剧的观察:《欢乐颂》按资产划分阶层、《外科风云》里按智识划分善恶,呈现了民粹反智识、精英反大众的阶层撕裂倾向。“出身论”叙事里面,一样内藏着一种资源有限、零和博弈的紧张感,内藏着精英阶层挤压寒门学子资源的判断,一种阶层换位而不是阶层扩容的革命式思路。

  一个向上流动的社会,是容纳力和包容力越来越大的社会,是个人发展空间越来越大的社会。社会由金字塔向棒槌型(两头小、中间大)转型的过程,就是中产不断扩大乃至最终成社会最大阶层的过程,也是社会稳定性和安全感增加的必经之途。现在中产和底层社会的焦虑,是由社会空间没有扩容造成的,并非自身的选择问题,但如果因此,就滋长了“不是你上就是我下”的思路,那等于被这种“不扩容社会”进行了规训,完成了和它思路的合流。

  从阶层出身评估人的走向,不是今天才有,也不是今天尤其狭隘化。不过“今天”(现代社会)的意义,是在于理顺一种逻辑:问题是打捞下层,而不是把中产阶层拉至下层,把正常当成不正常。